引言
如何让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切实提升课堂的“抬头率”和“点头率”，是全体思政课教师在备课和授课中的共同关切。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了“八个相统一”的要求，为我们讲好思政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指引。本书聚焦于其中“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这一命题展开分析研究。在正式探讨之前，让我们重温总书记的相关论述：
“第七，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列宁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让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必要的灌输，但这不等于搞填鸭式的‘硬灌输’。要注重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这里面，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思政课就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特别是要讲好新时代的故事。讲故事，不仅老师讲，而且要组织学生自己讲。”
读研究生期间，我曾翻阅过杰伊·海因里克斯的《说服的艺术》。虽然书中具体内容已随时间淡去，但其书名却令我至今印象深刻。其实，学术研究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说服的艺术”。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本质上是在讲述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并试图让读者接受这个故事。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通常会依据学科规范采取不同的策略：或诉诸科学（通过实验、数据或案例来佐证），或诉诸哲学（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来实现自圆其说）；若上述两者皆不可得，有时甚至会诉诸信仰（即某种先验的“信则灵”）。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信仰，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它们只是不同的说理范式。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依据需要选取最适合的方式，其核心目标始终只有一个——说服读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走上思政课讲台的那一刻，我猛然发现：我在课堂上所做的工作，本质上依然是“说服的艺术”。只是相较于学术论文写作，思政课教学在“说服对象”、“说服内容”和“说服方式”上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细细想来，这种转变也让讲授思政课成为了一件更令人兴奋的工作：
第一，我的“说服对象”变了。读者从挑剔的学术审稿人，变成了初入大学校园、刚刚开始接触社会的青年学子。他们对世界抱有天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相较于在学术圈摸爬滚打多年的学者，这些讲台下的年轻人对侃侃而谈的老师天然多了一份信任，这无疑让沟通的门槛降低了许多。
第二，我的“说服内容”变了。写学术论文时，“创新性”是硬指标，我讲的故事必须是前人未及或有增量贡献的。这有时反倒像孙悟空给唐僧画的那个圈，限制了发挥空间，甚至有时为了创新而创新。这就导致很多研究话题高度聚焦，写出的故事只能讲给同行听，大众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但在思政课上，我无须刻意追求“原创”，只要能服务于教学，各种素材皆可为我所用；我也不必苦思冥想去构建一个“新理论”，而只要搞懂讲好那些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党的理论创新。这让我的底气更足，也更游刃有余。
第三，我的“说服方式”变了。我的表达不再局限于Word文档中冷冰冰的文字，而是化作了有声有色的课堂。我不仅可以用文字、图片乃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呈现观点，更可以调动声音、表情、肢体动作来辅助说理。甚至在说理方式上，我也不必拘泥于近乎刻板的“学术规范”，而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和发挥空间——只要是学生们接受和欢迎的方式，我都可以大胆尝试。
正因如此，成为思政课教师后，我倍加珍惜每一次站上讲台的机会。我发自内心地希望，能在课堂有限的时间里，将自己最精华的思考分享给同学们，高效地完成这场“说服”。
这本小书，便是基于上述心路历程所作的阶段性思考总结，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重要论述的深入学习体会。本书的写作，离不开对前辈经验的汲取——林泰、吴潜涛、李蕉等前辈思政课教师的教学实践与深厚学养，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也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在行文风格上，我尝试采用更为轻松的随笔方式娓娓道来，以期提升阅读体验。当然，受限于个人能力和阅历，书中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我将以此为动力持续改进。
灌输
互联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世界上有两件最难的事：第一件，是把别人的钱装进你的口袋；第二件，是把你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
作为思政课教师，我们所从事的正是这第二件“难事”。所谓“灌输”，在我看来，本质上就是把思想装进学生脑袋的过程。至于具体装什么、怎么装，既是技术，也是艺术。本部分我们将就此展开探讨。
灌输什么？关于备课的思考
成为思政课教师后，我时常反思一个原点问题：思政课教学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个出发点直接决定了我们该如何备课、如何授课、以及如何考核。
清华大学一直强调“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即坚持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者的统一。这是针对宏观的人才培养而言的。但在微观的课程层面，不同的课程应当有所侧重。特别是思政课与专业课之间，必然存在分工与差异。为了厘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对于思政课的定位：
“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随着我国日益扩大开放、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同世界的联系更趋紧密、相互影响更趋深刻，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和斗争也更加复杂。学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可不是一个象牙之塔，也不是一个桃花源。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从总书记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思政课的核心目标是价值塑造，是理想信念教育和人生选择教育，是引导同学们自觉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思政课可以完全忽视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而是强调价值塑造是第一位的。
一旦明确了思政课的主要目标是价值塑造，本节问题的答案便呼之欲出了：与以知识传授为主要任务的专业课不同，思政课的主要任务是“灌输”价值。这里并非要将价值与知识对立起来——毕竟很多时候价值必须以知识为载体才能有效传递——而是要明确：在思政课教学中，价值是目的，知识是手段，能力是支撑。
只要明确了这对关系，我们在实际教学中面临的许多两难困境，便可迎刃而解。
如何安排课时？“讲全”还是“讲透”？
2023年秋季学期，我入职后独立承担的第一门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备课初期，最让我头疼的就是课时分配问题。统编教材包含导论、五章总论、十二章分论，体系庞大，内涵丰富。即便我每次课讲一章，按照学校16周的教学安排也根本讲不完，更别提真正讲深讲透了。这时，我就面临一个“讲全”和“讲透”的取舍。
方案一：优先讲全，平均用力。每周赶进度讲一到两章，力求呈现完整的理论体系。
方案二：优先讲透，点面结合。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精选五个专题重点讲解（每个专题两周），其他章节略讲。
这个权衡取舍一直困扰着我，直到2023年底，我在参加北京高校思政课新上岗教师研修班时，一位专家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她的大意是：“我们不能奢望学生上完课都成为理论专家，只要同学们听完课后，发自内心地觉得总书记的论述是正确的，思政课的目的就达到了。”一语点醒梦中人！思政课的最终目标是价值塑造，而知识传授只是手段。当面临课时约束时，如果固守着“把知识点、理论体系讲全”的执念（这在专业课教学中确实是底线要求），那岂不是作茧自缚？
思政课教师做的是思想价值层面的工作，是寻求内心的认同。如果采取“方案一”，面面俱到却泛泛而谈，学生往往觉得“水过地皮湿”，难以触及灵魂。相反，如果采取“方案二”，集中精力把几个重点专题讲深、讲透，便可让学生产生深层的共鸣，甚至改变思维方式。
后来我选择了方案二，优先讲透几个专题，其余内容点面结合地处理。实际授课中发现，学生往往是能够触类旁通的。当他们真正认同了重点专题的逻辑与内涵，即便后续章节我们只是泛讲，他们也会自觉沿着既有的逻辑范式去思考，从而使教学事半功倍。
这种从“面面俱到”向“重点穿透”的转变，并非只是我个人的创新，在清华大学的思政课建设中，这已经演化为一套成熟的“三套课件”备课体系，从机制上解决了“讲准”、“讲透”与“讲活”的平衡难题：
第一套：教育部统编课件——目标是“讲准”。教师首先要确保吃透教材，原原本本地呈现理论框架，确保政治方向和理论表述的绝对准确。这解决了思政课“讲准”的底线要求，确保我们“不偏航”。
第二套：清华课程组统一课件——目标是“讲深”与“讲透”。我们组织授课教师开展深入的集体备课，结合清华学生逻辑思维强、关注前沿问题的特点，将统编内容转化为专题化设计。不求面面俱到，但必须用严密的逻辑和学术的深度回应学生的现实关切，让理论拥有“说服人”的力量。
第三套：教师个性化课件——目标是“讲活”。在前两套课件的基础上，每位老师根据自己的学科专长、语言风格和教学案例对其进行二次开发。这样一来就充分调动起每位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每位老师都能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把道理讲到同学们的心坎里。
这三套课件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统编课件定方向，课程组课件强深度，个性化课件增魅力。这种备课体系既确保了教学的规范性，又突出了清华大学的特色，为我们追求启智润心的深度教学提供了制度保障。
如何准备内容？理论还是实践？
读者可能好奇，“思想政治理论课”顾名思义，授课内容的重心当然要放在“理论”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持有这种观点，备课时恨不得“皓首穷经”，把所有的相关文献都梳理出来分享给学生。直到2024年1月，我去中央党校参加了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会，才彻底扭转了我的认知。
那场培训持续了整整一周，主办方邀请了包括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商务部部长、人社部部长、中科院院长在内的十位省部级领导。这是我第一次置身于如此密集的“高能”课堂：来授课的领导们不仅是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更是国家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没有照本宣科，而是运用大量生动鲜活的案例和数据，将宏大的形势与政策讲得丝丝入扣。那一周，我似乎发现了“新大陆”，并感受到“本领恐慌”。从报告厅回宿舍的路上，我常与同行的老师们感慨：倘若思政课也能讲得如此鲜活，何愁到课率、抬头率和点头率？
当时，我正为接下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备课，刚好我课程设计的多个专题同领导们的授课题目高度一致。看着自己手中那些虽然内容详实但略显干瘪的课件，我陷入了深思。趁着兴奋劲儿，我对照听课笔记，复盘了领导们的授课逻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三段论”规律：
第一部分，讲理论：先介绍总书记对该领域的重要论述；
第二部分，讲实践和形势：详述十八大以来该领域的发展成果以及当前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
第三部分，讲政策：介绍为了应对这些新形势，国家正在采取哪些具体对策。
我反复对比自己的课件内容，猛然意识到：我备课中所忽略的、也可能是最让学生感到解渴的，正是第二部分。也就是说：思政课不能只讲理论，必须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什么实践如此重要？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推出新的理论，为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
换言之，党的创新理论绝不是凭空产生的“空中楼阁”，而是为了回答现实问题、总结成功经验而凝练出的智慧。如果我们略过了实践基础直接给同学们灌输理论，那就好比在讲数学题目时，跳过了推导过程直接给同学们展示答案，学生自然难以信服。
在后来的教学实践中，我尝试增加对实践背景的挖掘，发现这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比如，在讲授“新发展格局”的时候，同学们对这个概念是“熟悉的陌生人”，总觉得这些词汇是文件语言，离自己的生活很远。这时，我会向同学们展示总书记在《求是》期刊2021年第9期文章中的一段亲身记述：
“我在浙江考察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循环。当地不少企业需要的国外原材料进不来、海外人员来不了、货物出不去，不得不停工停产。我感觉到，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所以，去年4月，我就提出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
通过这段极具现场感的描述，学生们立刻能感知到，原来“双循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概念，而是为了解决全球供应链断裂、经济循环受阻这一生死攸关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战略抉择。这时，我们便可以再稍加引导，告诉同学们我国长期以来“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这种趋势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就初见端倪，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更加凸显，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后最终爆发，想要走出困境就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当学生理解了这一“实践背景”，再引导他们思考如何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时，学生们往往能产生对理论的自发认同感——这比单纯介绍理论本身要有效得多。
然而，坦率地说，讲好“实践”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并非易事。我和听我课的学生们一样，有着相似的成长轨迹：从家门到校门，长期处在象牙塔中。我们的视野也大多局限于书本和文献，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往往隔着一层“毛玻璃”。这种长期积累的“瘸腿”现象，导致我们虽然对古今中外的理论如数家珍，却对当下的具体实践知之甚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领导干部的讲座能让我感到震撼，因为他们让我认识到了自身“实践知识”的短板，而意识到这个问题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进步。
综上所述，思政课的“内容准备”绝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我们必须在“理论”与“学生”之间架起一座名为“实践”的桥梁。只有讲清楚了理论背后的实践逻辑（为什么需要这个理论）和实践指向（这个理论如何指导实践），知识才能转化为价值，灌输才能转化为认同。
如何设置考核？考试还是论文？
凡是课程，必涉及考核。目前教师普遍采用的考核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组织期末考试（形式多样，含开卷或闭卷、客观题或主观题等）；其二，提交课程论文（形式多样，含读书报告、课程总结、研究论文等）。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思政课究竟该如何选择？
这件事对学生非常重要。因为绝大多数同学都希望拿到高分，考核方式对他们而言就是“评分细则”。我观察到，每学期介绍考核方式的那几分钟，往往是课堂“抬头率”和“注意力”的高光时刻。
但我认为，这件事对老师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课程考核方式是一个教学的“指挥棒”，它直接决定了同学们整个学期——特别是课后学习——的努力方向。因此，教师在设置考核方式时必须慎之又慎，务必使之服务于课程目标的全局。
我们不妨推演一下，面对不同的考核设置，一个希望拿高分的“聪明”学生会采取何种“理性”的学习策略：
方案一：闭卷考试。学生在学期中会听课并记录重点，但主要的精力会放在期末临近时的突击记忆和背诵上。如果不是第一年上课，学生中间往往会流传往年的“样题”（即便教师不公布，也会有往届学长学姐考后整理的“回忆版”），学生会基于样题来推测今年的复习重点，进行针对性备考。
方案二：开卷考试。学生在学期中会听课并做笔记，目的是方便考试时快速查阅。期末临近时，他们会花时间熟悉不同知识点在书中的位置，并准备好大量相关的资料素材（包括网络资料、参考书籍等），以备考试时能够迅速摘抄使用。
方案三：读书报告。学生在学期中听课和记笔记的积极性可能一般（因为考核方式不直接涉及课堂内容）。但在课下，为了完成作业，他们会认真阅读指定书籍，并撰写读书报告。
方案四：课程论文。学生在学期中会边听课边构思论文选题，学期末会花大量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撰写研究论文。
对比上述四种考核方式，似乎各有千秋。从督促听课来看：方案一（闭卷）、方案二（开卷）和方案四（论文，如果与课堂结合紧密）效果更好；从督促课后自学来看：方案一和方案二主要督促学生复习巩固课堂讲授内容，而方案三和方案四则能促使学生自主学习课堂之外的拓展内容；从整体学习效果来看：方案一和方案二能让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得“更扎实”，特别是闭卷考试的高压下，学生的投入密度很大；方案三和方案四虽然更能启发主动思考，但容易导致学生对课程整体知识体系掌握不全面。综上所述，究竟哪种方式更适合思政课？这确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或许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但这不妨碍我们分享一下清华大学思政课的实践经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华的老师们更倾向于采用读书报告和课程论文的方式来考察学生。原因也很直接：既然思政课的核心目标不是检验知识点的死记硬背，而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么通过读书报告和课程论文，促使同学们在课堂之外进行深度的自主学习和思考，往往能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
以我个人的学习经历为例。多年之后，当我回想本科时的思政课，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的具体细节我可能已经模糊了。但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大一上学期，朱效梅老师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业是写一篇期末论文。我当时写的是《浅谈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虽然文笔稚嫩、思考也不成熟，但正是写作的过程促使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了未来职业选择的问题。
同样难忘的还有大二下学期，冯务中老师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作业是做一份家族史访谈。为此我和爷爷通了多次电话，第一次详细了解了他的人生经历，并切实感受到了个人的发展是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的。学期结束后，我将访谈内容整理成册，带回家送给了爷爷。那份触动，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检验学生思政课的学习效果，标准不应该是看他是否背诵了全部知识点、记住了老师说的每一句话；更重要的是看他在学习过程中是否真正被触动，课程是否在他心中留下了痕迹。如果十年后他回想起来，能说上一句：“这门课改变了我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至今受益。”这就够了！
当然，当下的思政课考核也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特别是生成式AI工具的普及。现在的学生大量使用AI工具来辅助完成作业，这就导致我们收到的读书报告或课程论文，很可能并没有经过学生的深入思考，甚至只是他把题目扔给AI生成的结果。如果学生普遍这样操作，课程考核就会异化为“AI使用能力”的比拼，而非个人学习思考成果的体现，这与我们的设计初衷背道而驰。
在这种背景下，不少老师呼吁索性回归闭卷或开卷考试，认为这样至少可以保住“真实性”的底线，检验出学生的个人学习效果。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目前我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期待着与各位同仁共同研究探索。
如何灌输？关于抬头率的思考
如果说前一节我们探讨的是“灌输什么”，那么本节则要直面“如何灌输”这一命题。首先，必须明确“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列宁在《怎么办？》中曾深刻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他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自发产生于工人运动，而必须由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创造并“灌输”给工人阶级。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样离不开科学、系统的灌输。
由此，一个关键问题呼之欲出：作为思政课教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同学们不仅不排斥，反而开开心心地接受这份“灌输”？
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常听老师们半开玩笑地吐槽，现在的课堂放眼望去全是平板和电脑，学生们几乎全程“埋头苦读”，只是偶尔抬头。在这种背景下，“抬头率”无疑成了衡量一门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关键指标。
入职以来，我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让这届学生愿意把目光从屏幕移向讲台？通过旁听校内外课程、向前辈们取经，我总结了一些不成熟的心得，这里抛砖引玉和大家探讨。我认为，如果在正式走上讲台前能先想清楚几个问题，或许就能离“灌输的艺术”更近一步。
他们在想什么？
“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
——方惠坚（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
研究生期间，我曾担任过四年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负责两个本科生班级的带班工作。方惠坚老师这句话，曾是我那四年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遵循。
这里有必要聊聊清华独特的“双肩挑”辅导员制度。1953年，在蒋南翔校长的倡导下，清华创建了这套制度：选拔一批政治坚定、业务过硬的高年级学生担任辅导员，让他们“一肩挑业务学习，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七十余年来，这已经成了清华最具亮点的制度安排之一。很多外校同行羡慕清华的思政工作做得扎实，常对我说：“你们有一大批研究生身份的辅导员和学生们同吃同住，这哪是几个专职辅导员教师能比的？”
确实如此。我个人总结，“双肩挑”制度之所以有效，在于以下三个重要的制度安排：
第一，辅导员大多是本院系的直系学长学姐。他们刚刚走过本科四年的路，对同学们正在经历的绩点焦虑、专业迷茫、未来选择，几乎能做到“感同身受”。这种天然的亲近感，让交流不再是单向的“说教”，而是学长学姐式的经验分享。
第二，辅导员必须入住学生宿舍，与大家同吃、同住、同生活。因为“在一起”，他们能敏锐地捕捉到那些在办公室里看不见的教育契机。在食堂排队、在寝室刷牙的间隙，都能“见缝插针”地进行学习指导或谈话。这种润物无声的效果，最是难得。
第三，辅导员必须和每位学生每学期至少进行一次深度辅导。这不是简单的查寝寒暄，而是要真正摸透每个人的思想困惑与个性需求。无论是帮学习困难的同学对接资源，还是对存在心理困扰的同学给予重点关注，核心是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
在我看来，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其实是在做同一件事：改造思想。只是工作方式不同：辅导员是在生活中“见缝插针”，而思政课教师是在课堂上“集中火力”。有时候我觉得，思政课教师其实更“幸福”：毕竟学生选了课，不管乐不乐意，每周都要坐在那里听你讲一两个小时。这个“改造强度”可比辅导员高多了！
既然拥有这样的优势，我们就更应该遵循“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工作方法：只有先搞清楚学生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才能对症下药，而不是自说自话。要想做到“从学生中来”，我总结可能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和学生们交朋友，“打成一片”。我发现，思政课教师不能只在讲台上“闪现”，课间的闲聊、课后的答疑，都是极好的了解学情的方式。在微信群里，我不只把自己当成发通知的群主，更鼓励大家把微信群当成讨论区，甚至偶尔“潜水”观察他们的朋友圈。通过关注校团委、学生会的动态，我能知道这周他们是不是在忙挑战杯，是不是在为学生节排演，以便教学能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更有针对性和亲和力。甚至我还注册了校内的匿名社交平台“THU树洞”，时不时进去潜个水，让我能看到学生们最真实、不加修饰的讨论和思想动向。
第二，利用弹幕、投票等“低压力”表达方式。在教学实践中，我发现“05后”学生群体有个鲜明的特点：主观意识和表达欲望极强，但极度反感“当众社死”。在传统的课堂提问环节，大家往往集体保持沉默；可一旦打开“雨课堂”的匿名弹幕或投票，屏幕很快就会被各种犀利、有趣的评论刷屏。通过交流我发现，他们其实既渴望表达观点，又非常在乎同伴的看法，想看看自己的立场是不是“主流”。这种心理机制决定了，当我们想收集全面真实的课程反馈时，就应该利用这种非公开、低压力的表达方式。
第三，贯穿课前、课中、课后的问卷反馈机制。思政课往往是大课，一百多人的教室，逐一访谈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操作成本极高，难具可行性。为此，清华探索出了一套贯穿课前、课中、课后的问卷反馈机制：课前问卷主要用于收集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对课程内容的期待；课中问卷侧重了解学生对重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教学方法的适应性；课后问卷则重点考察学生的学习收获和教学效果评价。通过持续收集和分析学生反馈，教学团队能够及时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实现教学策略的动态调整和个性化回应，有效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摸清了学生们的真实困惑后，接下来的挑战就是如何予以针对性的回应，也就是真正做到“到学生中去”。我个人总结，可能要把握以下三条原则。
第一，要同情性地理解学生。有一次，我同一位朋友聊天，提到不久前我和一位选课同学进行的深度“辩论”。朋友听完后一脸吃惊：“天啊，这学生怎么能这么想？觉悟也太低了吧！”我当即半开玩笑地对他说：“那你肯定不适合做思政课教师。”我认为，思政课教师的一个基本素养，就是能稳稳地“接住”学生各种奇奇怪怪、甚至有些偏激的想法。我们要尝试设身处地地去思考：这种想法背后的成因是什么？是信息不对称，还是成长环境的影响？只有先做到“同情性理解”，才能在后续的探讨中循循善诱，而不是一上来就“贴标签”、否定学生。这就好比医生看病：你得允许患者有各种各样的病症。一个成熟的医生，会对患者过去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非专业的治疗经历既往不咎，而是尝试从患者的病案表述中抽丝剥茧，帮助发现病灶，最终对症下药。思政课教师如果嫌弃学生“觉悟低”，无异于医生嫌弃病人“生了病”。
第二，要无条件地信任学生。在网络时代，不少老师备课和讲课时总是战战兢兢，生怕哪句话被学生断章取义发到网上。这种“防御性教学”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真情实感的流失。但我始终认为，思政课教师千万不能“防着学生”。思政课做的是人的工作，想让学生真正敞开心扉，教师就必须先行一步，给学生充分的信任，以心换心。事实上，绝大多数学生是非常单纯和善良的。他们心中有目标、有志向，希望能学习成才，有个好前途，能报答父母并服务社会。当我们放下戒备，学生自然会放下屏障。
第三，要平等地与学生沟通。“05”后的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他们信息获取渠道丰富，来上课前对很多社会问题都有个人的思考，其中甚至不乏活跃在各大网络论坛的“意见领袖”。在这种背景下，高高在上的说教往往只能维持表面的和谐，很多同学即便课堂上不反驳，也是“口服心不服”。想要实现“心服口服”的效果，就要与学生平等地交流探讨。当我们在讨论那些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时，没必要把自己塑造成全知全能的权威。不要怕展示理论探索中的艰辛，甚至可以坦诚地告诉大家：老师的观点也可能存在局限性。我们要预设，台下的同学们在某些垂直领域可能比我们钻研得更深入。当我们不再以居高临下的“真理代言人”自居，而是以一名“先行探索者”的身份引领他们共同寻找答案时，那种从“低头看屏幕”到“抬头看老师”的目光转变，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他们会和室友分享吗？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篇》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提问：一个人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却搞不懂，派他出使四方又不能独立应对。读的书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这番话阐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学知识，是为了用。
时至今日，这句话的含金量不降反升。在AI和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知识早已不再稀缺。对于学生而言，获取信息的渠道极其便捷且多元——无论是问AI，还是搜索视频博主，他们往往能得到专业且生动的答案。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思政课教师，我常常思考：我今天课上讲的内容，同学们晚上回宿舍时主动和室友分享讨论吗？
坦率地讲，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因为在现实中不少学生认真听课、考取高分，是出于保研、奖学金等功利性目标的考量，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真正认同了课程内容。然而，倘若一门课的内容能成为学生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种分享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纯粹是因为内容本身引发了深层的触动与共鸣——那便是教学的巨大成功。如果思政课的内容能穿透课堂的围墙，成为食堂和宿舍里同学们讨论的谈资，那才叫真正的“入脑入心”。
那么，什么样内容才能通过这个“宿舍分享测试”？我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虽未完全想清楚，但总结出以下三类内容，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第一，回应现实热点，提供分析武器。
学生关注热点事件，更渴望读懂热点背后的逻辑，然而这个需求在大学的课堂上很难得到满足。2025年2月，正值我讲授思政课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对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随后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到了4月，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面临最高达245%的关税。那段时间，相关新闻长期占据着各大媒体头条，也引发了同学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我们课程组迅速响应，组织集体备课，将“加征关税”作为核心教学案例。在课堂上，我们没有回避矛盾，而是结合这一热点，深入剖析了美国逆全球化政策的成因、影响及中国应对措施，并顺势阐释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介绍新时代以来中国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取得的成就。教学反馈出奇的好。当理论与时事结合时，同学们的“抬头率”明显提升。他们在课后反馈中表示：这种教学让他们在思政课上学到的理论变成了分析现实问题的“武器”，让他们不仅能看热闹，更能看门道。这种“看懂了世界”的获得感也最终转化为了学生自身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认同感。
第二，引入朋辈分享，指导人生选择。
在我的课程中，曾进行过“外援”探索尝试：讲到对应主题时，邀请我读书时的同学们线上接入课堂，用半小时的时间分享他们在一线工作的观察和思考。例如，讲到“高质量发展”时，我邀请了在比亚迪总裁办工作的本科隔壁宿舍同学，分享比亚迪“技术为王，创新为本”的发展理念及战略布局；讲到“一带一路”时，我邀请了曾被派驻非洲乌干达工作两年的本科室友，讲述他在异国他乡的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到“全球治理”时，我邀请了在国际组织工作的研究生师兄，分享他的日常工作内容和体悟。
这些分享者并非行业大咖，甚至略显青涩，分享时间也有限（只有半小时），但效果却出乎意料地好。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朋辈的力量。邀请与同学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学长学姐现身说法，能让同学们瞬间产生代入感：学长学姐们走过的路，也是我未来的一种可能性。一位同学在课程总结中动情地写道：
“学长的分享让我看到了他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里的探索、交流与奉献，让我真的感受到‘一带一路’的魅力与人生篇章的精彩——世界那么大，我们要去看看，有能力的话，不仅去感受，也能去帮助，去建设，去留下青春的汗水与色彩。学长的分享也让我看到了书写自己精彩人生的不同途径。让我相信，无论如何，不管在哪，只需前进，享受生活，享受奋斗，一定可以过得有价值有意义。”
我相信，这位同学大概率会把他听到的关于非洲、关于选择的故事，讲给他的室友和朋友听。因为这不仅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更是影响了他对人生选择的思考——这何尝不是我们思政课的重要目标？
第三，提供“新知”，改变固有认知。
在教学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悖论”：很多时候学生不认真听课，并非因为他们“不认同”课程内容，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对这些内容“太熟悉”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们会觉得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如果老师讲的只是他们早已知晓的“旧闻”，听课自然就成了浪费时间。这一点，我们在参加会议、听别人做报告时也感同身受。推己及人，我意识到：真正能吸引学生的课，必须能提供“新知”，甚至改变他们固有认知。
以“贵州村超”为例，这是一个在思政课上讲授乡村振兴主题的常用案例。如果我们只是介绍“村超”获得了多少关注、解决了多少就业、拉动了多少产业发展等等，同学们的“抬头率”大概率会很低，因为这些画面和信息他们大概率在社交媒体上看过多次。
但如果我们在备课时深挖一步，课堂效果就会截然不同。例如，我们可以这样讲：“同学们都知道村超火，但你们知道吗？‘村超’并非一夜爆红的幸运儿。在它成功之前，榕江县从2021年开始，先后策划了‘村BA’、斗牛赛事等五次IP塑造活动，全部以失败告终。但也正是这五次试错，为‘村超’积累了关键经验。”紧接着，还可以抛出“村超”背后的清华人。介绍一下清华大学法学院2012届的硕士校友徐勃的个人经历，他毕业后选择投身公共服务部门工作，并从2021年起先后担任榕江县县长、县委书记，主导了“村超”的设计和落地过程。当“网红现象”与“校友奋斗”建立起连接，原本平淡的内容瞬间变得立体生动起来。他们会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热闹的新闻，更是一个关于基层治理、关于清华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鲜活样本。这种由“浅知”到“深解”的跨越，会给学生带来强烈的智力愉悦感。
回到宿舍，这大概率会成为他们卧谈时的精彩谈资：“哎，你们知道那个火遍全网的‘村超’吗？那其实是咱们一个师兄搞出来的，而且之前还失败了五次……”当学生开始主动转述这些打破认知的故事时，我们的思政教育的目标就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
能不能用几句话讲清楚？
“不能简明地解释一件事，说明你对它懂得不够多。”
——爱因斯坦
我的博士导师是李稻葵老师。早在2014年本科入学之初，我就对他心怀崇拜，立志要成为像他一样有影响力的学者。2018年，我如愿成为他的博士生，开启了五年充实而愉快的研究生时光。李老师每周都会召开学术例会，听取我们的研究进展。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向他汇报时的情景：为了那次组会，我熬了好几个通宵，查阅了大量文献，把研究发现洋洋洒洒写了上万字，PPT做了几十页。汇报的主题大概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具体的内容我已经模糊了，但李老师当时的一个问题，至今如在耳畔：
“能不能用几句话讲清楚你的研究？”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学术新手，这个问题对我冲击巨大。我看着自己厚厚的文稿，内心甚至有一丝委屈：这可是我做了好久的研究成果，怎么可能用轻飘飘的几句话概括？如果几句话就讲完了，还怎么体现我研究的深度和工作量？
看着我困惑的表情，李老师说了一番让我终身受用的话：“好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在讲一个故事。所谓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案例分析等技术细节，不过是用学术圈通行的语言规范来讲好这个故事。如果你不能用几句话把这个故事的核心逻辑提炼出来，只能说明你还没把这个问题彻底想清楚。”
一语惊醒梦中人。从那以后，无论是写论文、做报告，还是如今的备课讲课，我都习惯用“能不能几句话讲清楚”来自我鞭策。具体到思政课教学中，这种“化繁为简”的能力尤为重要。对此，我有三点初步思考，和各位读者分享：
第一，观点要精炼，三五条足矣。
我们参加学术会议时常有这样的经历：一位专家上台，开篇就说“我今天要从十个方面来分析……”，然后每个方面下面又分若干个小点来阐述。作为听众，我往往努力听到第三点就开始走神，等到他讲完，我脑子里可能只剩下“他讲了很多”这个模糊的印象，具体内容却忘得一干二净。相反，那些只讲两三点，但点点切中要害的发言，反倒让人印象深刻。
心理学经典的“米勒法则”告诉我们，人类短期记忆的容量非常有限，通常只能同时处理5到9个信息组块。而在注意力稀缺的今天，这个阈值可能更低。一旦我们试图一次性塞给学生十个观点，他们的认知负荷就会瞬间爆表，导致大脑“内存溢出”，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记住了其中几个，而是全都忘了。
特别是在AI时代，倘若教师在课上单纯罗列观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体现——因为你问AI任何一个问题，它分分钟能列出十几条看似有理有据的观点。这时候，教师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罗列”，而在于“筛选”。我们要凭借专业功力，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提炼出最精华、最核心、最具解释力的三五条观点教授给学生。这不仅是对学生注意力和时间的尊重，更是教师对学情精准把握的体现。
第二，语言要通俗，非必要不用专业术语。
思政课是公共课，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课。我们面对的是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本科生，目标是让他们懂道理、信思想，而不是把他们培养成为理论专家。因此，“讲道理”不等于“堆砌术语”。对于专业术语，应遵循“非必要不出现”的原则。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说，就是要“说人话”。作为教师，我们要警惕一种“卖弄学问”的倾向——不要试图用晦涩的词汇来展示自己的学识渊博，期待着让学生“不明觉厉”。事实上，学生是否佩服你，不在于你抛出了多少个他们听不懂的专业名词，而在于你能否用三言两语把那些高深的理论讲得让他们心悦诚服。
古语云：“欲知朝中事，山中问野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多看似复杂的庙堂大事，山野百姓往往能用最朴素、最直觉的语言一语道破。老百姓是重实际、明事理的，他们的语言往往直击本质。思政课教学亦是如此：我们要努力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把书本中的理论转化成学生生活中听得懂、用得上的道理。只有这样，思政课教学才能真正做到入脑入心。
第三，逻辑要清楚，做到“举重若轻”。
世界上大概有两类聪明人：一类人擅长“把简单问题讲复杂”。他们能从司空见惯的小事中条分缕析，构建出庞大精密的分析框架，让人不明觉厉。另一类人擅长“把复杂问题讲简单”。他们能把宏大的叙事、晦涩的理论，用几句大白话、一个小故事讲得清清楚楚。我很佩服前者，但我认为思政课教师应该努力成为后者，做到“举重若轻”。
我觉得讲思政课就像带领车队远行。老师是带路的领航员，同学们是紧随其后的驾驶者，我们共同完成一场思想的旅程。最理想的教学效果，就是让这支车队“一个都不掉队”。为了实现高效引导，我们必须让内容以一种轻松、顺畅的形式呈现。这就像是在设置导航：我们要帮学生规划一条“笔直的高速路”——路况清晰、视野开阔。只有这样，学生才乐意踩下油门，紧跟我们的思维速度。相反，倘若我们的讲授逻辑过于复杂，那就相当于把学生带进了一个“迷宫”。面对如此复杂的“路况”，学生的大脑出于本能会产生畏难情绪，大概率在入口处就会选择“熄火”，直接放弃跟随。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备课时可以“偷懒”。恰恰相反，想要在课堂上表现得“举重若轻”，在备课过程中就要经历一个“举轻若重”的艰苦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堂好课的打磨难度不亚于写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也要经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描述的三种境界。
境界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备课的初级阶段。我们要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庞杂的理论体系，感到迷茫与压力。但我们必须“独上高楼”，不仅要看得多，还要看得远，对教学内容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和素材积累，做到胸中有丘壑。
境界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备课最痛苦、也是最关键的阶段。为了梳理出那条最清晰的逻辑线，我们需要对海量素材进行痛苦的取舍、剪裁和重组。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无数次的自我否定和推倒重来，需要我们在深夜里反复打磨，哪怕“衣带渐宽”也绝不妥协。
境界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备课的最高境界。经过了前两个阶段的厚积与深思，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最通透的切入点。此时，复杂的理论瞬间变得通俗易懂，宏大的叙事被浓缩为几句精辟的总结。在课堂上，当学生们露出恍然大悟的眼神时，那便是我们在“灯火阑珊处”等到的最美风景。
只有经历了这三重境界的洗礼，我们才能自信地站在讲台上，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清楚最深刻的道理。
能不能引发他们的共鸣？
“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
互联网上有一个热词叫“嘴替”，是“嘴巴的代替”的简称，指的是当一个人无法或不方便用恰当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时，另一个人正好精准地把这些心里话给说出来。其实，“嘴替”的本质就是共鸣。它意味着：“你懂我，你竟然说出了我心里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喜欢一位歌手、单曲循环某一首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精准地表达了我们自己的所想，引发了灵魂的共鸣。
我常在想，作为思政课教师，我们能不能也成为学生的“理论嘴替”？我们应该怎么讲课，才能引发学生们的共鸣？
第一，充分调动存量知识，做知识的“唤醒者”。
有段时间脱口秀非常火，闲暇之余，我也经常看。我发现演员的“梗”非常密集，几乎每隔几句话就能引爆一次全场大笑。我和同事们感慨：倘若我们的思政课也能讲的像脱口秀这样有趣，何愁学生不抬头？经过观察，我发现脱口秀之所以吸引听众，一个核心秘诀在于：演员们善于调动观众的“存量知识”和“共同体验”。脱口秀演员通常不需要做冗长的背景铺垫，他们只需要抛出一个大家生活中都经历过、似曾相识的场景（比如早高峰挤地铁、过年被催婚、职场里的内卷等），然后用几句话轻轻“点”一下。观众之所以觉得有趣，是因为他们瞬间在大脑中检索到了相同的记忆——“对对对，我也遇到过！”这种“懂了”的瞬间，就是共鸣。
这对思政课教学极具启发意义。很多时候，我们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把学生当成了“白板”，花费大量时间去从零构建全新的知识大厦，却忽略了坐在讲台前的他们，已经接受过十几年的教育、拥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所谓“四两拨千斤”，就是不要试图去硬搬那“千斤”重的理论，而是去寻找那“四两”重的触发点。在教学中，我们要尽可能多地调动学生头脑中的“库存知识”和“生活体验”。当我们把高深的理论与他们熟悉的知识点、网络热梗、甚至打游戏的体验建立起连接时，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例如，在讲授“粮食安全”这一宏大主题时，我们可以先抛出困境：我国大豆进口依赖度很高，但由于大豆单产低且我国耕地面积有限，短期内很难实现自给自足。怎么办？面对这个现实问题，本科生通常会一筹莫展。此时，我们可以再介绍很多地方正在推广的实践——“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为什么要这么种？我们不直接给答案，而是引导大家回忆：“同学们还记得中学生物课上讲的大豆根部有什么吗？”大家会异口同声：“根瘤菌！”“根瘤菌的作用是什么？”“固氮！”此时，同学们会恍然大悟，继而会心一笑。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个曾经以为枯燥的、只在试卷上出现的中学生物知识点，竟然真的可以被用来解决最紧迫的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这种“旧知解新题”的瞬间，不仅让课堂讲授变得生动亲切，更让学生对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层的理解与认同。
第二，直面“真问题”，做同学们的“理论嘴替”。
学生为什么需要“理论嘴替”？作为“Z世代”，今天的大学生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上每天都接受着海量信息的冲刷。他们目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新闻，切实感受着学业和就业的压力，甚至对自身的未来发展充满迷茫。他们极度渴望理解这一切，却往往苦于手中缺乏一把理论的“解剖刀”，无法将这些碎片化的现象拼凑成完整的认知。如果思政课教师总是高高在上，只讲空洞的宏大叙事，回避学生切身关切的现实“真问题”，那么共鸣就无从谈起。真正的共鸣，一定产生于一种平等的姿态：“我看到了你的困惑，并且我愿意用理论的武器，帮你一起解开它。”
例如，当学生对“内卷”感到极度焦虑时，如果我们只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简单空洞地劝他们“不要躺平”“要努力奋斗”，他们是绝对听不进去的。但如果我们能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帮他们剖析“内卷”背后的深层逻辑，效果就会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向学生拆解：这其实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际分工格局下的必然产物。在全球产业链的既定分工中，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平均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微观层面为了维持利润，就必然会加剧对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榨取，这就导致了大家切身感受到的“内卷式竞争”。
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学生：这种焦虑，并非因为你们个人“不努力”或“不够优秀”，而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下的结构性困境。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就可以极其自然地引出国家宏观层面的破局之道：为什么国家要顶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坚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在参与全球化分工时，在努力向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为什么我们要大力培育自主品牌，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因为只有把整个蛋糕做大，把价值链条做长，才能打破“低端锁定”的格局，才能为年轻人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在根本上终结“内卷”。
讲到这时，同学们眼里往往会放光。此时，我们的角色就不单是讲台上的说教者，更是与他们站在一起的“理论嘴替”。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精准地“翻译”了他们的焦虑情绪，清晰地解释了他们的现实困境。这种“被理解”和“被点拨”的快感，是引发学生深度共鸣的钥匙。
第三，袒露“真性情”，讲课要有“活人感”。
我至今记得本科时听过一位法学院教授的课。有一次，老师讲到自己曾经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谈判，为了坚守国家利益底线却在国内遭到误解，说到动情处，竟在讲台上忍不住哽咽。如今十年过去了，那门课的具体知识点我早已记不清，但老师真情流露的那一幕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那节课后，我专门发邮件给这位老师，表达了对他的支持与理解。也正是因为那次真诚的交流，我们至今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密切联系。
共鸣的前提是真诚。一个极度客观理性、从不流露个人情感的“完美说教者”，是很难让人产生共鸣的，因为那太像毫无温度的AI了。我在课堂上发现，每当我走下讲台来到同学们中间，坦诚地分享自己求学时的迷茫、工作中的挫折，甚至是曾经对某个社会问题的偏见以及后来的纠偏过程时，学生们的眼神反而最明亮、最专注。用现在的互联网流行语来说，这就叫“活人感”。
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学生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或寻找一个标准答案，他们完全可以掏出手机去问AI，几秒钟就能得到完美的论述。既然他们选择坐在教室里面对老师，潜意识里渴望看到的，就绝不是一台冰冷的“标准答案复读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经历过挣扎与思考的“同路人”。很多时候，价值的传递不仅要靠严密的逻辑推演，更要靠自然流露的情感共振。因此，作为思政课教师，我们要敢于在学生面前袒露自己的“真性情”，这往往比直接灌输更具直击人心的感染力。
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在忽悠？
“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
——赖特·米尔斯（美国社会学家）
有学生私下里抱怨，认为思政课是“洗脑”课，思政课教师是在“忽悠”学生。面对这种偏见，我们固然觉得委屈，但这也不能全怪学生。因为思政课确实不同于高等数学或大学物理，后者是绝对价值中立的科学推演，而思政课探讨的多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与历史现象，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倾向和政治立场。我们的讲授过程，也很难像推导微积分那样，在黑板上给出一个严丝合缝、毫无争议的绝对证明。
那么，摆在思政课教师面前的问题便是，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在真诚地探讨真理，而不是在“忽悠”他们？
第一，上图上表上数据，用事实说话。
这是清华大学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作为一所理工科学生占比超过70%的高校，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PPT上呈现大段的文字叙述时，学生很容易走神；但只要切换到包含翔实图表和数据的幻灯片时，同学们的“抬头率”和专注度就会明显提升。
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对于习惯了理工科思维的学生来说，“数据是不会骗人的”。教师一段情绪饱满的论述，在他们听来可能更像是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观点”；但一张从权威数据库导出、趋势清晰的图表，对他们而言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例如，在讲授“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时，与其费尽口舌地论证“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不如直接放一张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基尼系数的走势对比图，或者展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不断缩小的柱状图。这样来得更直观、更震撼。
让可靠的数据自己去“说话”，这种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价值引导，才是最硬核、最具有说服力的。它向学生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老师不是在向你们强行灌输结论，而是提供事实依据，邀请你们运用理智自行判断、推导得出结论。
第二，逻辑链条要严密，经得起推敲。
在平时的教学反馈中我们发现，同学们吐槽思政课较多的一点，就是认为部分讲授“缺乏逻辑性”。学生们在专业课上长期接受严谨的学科思维训练，一旦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逻辑漏洞或跳跃，瞬间就会在他们心中失去学术公信力，被贴上“忽悠”的标签。
这就要求我们在备课时，必须像做科研一样严谨，尤其要避免几种常见的逻辑谬误：一是不能把“相关性”等同于“因果性”，牵强附会地解释因果关系；二是不能把“个案”直接上升为“普遍规律”，试图用一个具有偶然性的个例来代表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三是不能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社会现实是复杂多样的，不能用简单粗暴的贴标签代替深度的学理剖析。
同时，整堂课必须有一条清晰可见的逻辑主线，不能想到哪说到哪，东拉西扯。讲授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都应该遵循“提出问题——剖析根源——提供方案”的缜密闭环。只有当我们的逻辑链条严丝合缝时，学生的大脑才能顺畅地跟上我们的思路，才会觉得老师是在真诚地探讨真理而不是在“忽悠”，从而在内心深处真正被课程内容所说服。
启发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道出了启发式教育的真谛：不到学生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时，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欲言又止、难以表达时，不去启发他。这种对“教学时机”的精准捕捉告诉我们：教育绝不应是单向的“填鸭”，而应是师生之间一场思维火花的接力。
在思政课教学中，启发式教育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一门直抵人心的艺术。它要求我们引导学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并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让宏大叙事逐步落地生根。本部分我们将围绕“启发”这一关键词展开探讨，努力找到那把开启学生心智的钥匙。
如何启发？关于“问题”的思考
“要注重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3月18日）
为什么提问很重要？
在科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最耳熟能详的例子莫过于“哥德巴赫猜想”。1742年，哥德巴赫在给欧拉写的一封信里提了一个看似简单的猜想——“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素数之和”，却成了悬在数学界头顶两百多年的“终极拷问”。直到200多年后，我国数学家陈景润证明了“1+2”（即：每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要里程碑。所以，提出问题的人和解决问题的人同样值得尊敬。
我想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思政课教学。其实不只是思政课，很多专业课的老师也经常鼓励学生“主动提问”，为什么提问题如此重要？
第一，提问是思考的“在场证明”。我们在参加学术会议宣讲论文时都有这种体会：不怕听众的问题基础，就怕讲完后全场鸦雀无声。那种死寂会让你瞬间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是不是我没讲清楚？”“是不是大家对我的研究不感兴趣？”思政课也是如此。提问就是学生在大脑里“开机”思考的直接证明。唯有当台下有了眼神互动、有了问题反馈，教师的授课状态才能被真正点燃。一个有问有答的课堂，才具备真实的“活人感”——这也是为什么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线上课依然无法完全取代线下授课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历经怀疑的信仰才最坚定。很多老师怕学生在课上提反对意见，担心场面失控。但我认为，思政课恰恰要鼓励同学们独立思考、勇于质疑并大胆提问。就像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的：“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思政课的任务是理想信念教育，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帮助学生树立信仰，怀疑、提问和辩论是必经之路，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就像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候，就是经过了大量的阅读、比较、怀疑、思考和实践。没有经过“怀疑”这道工序淬炼出的信仰，就像没打疫苗的免疫系统，遇到外界的一点舆论风浪就可能崩塌。
第三，提问是教学相长的“催化剂”。很多青年老师对自由提问环节“犯怵”，本质上是一种“本领恐慌”。大家潜意识里害怕课堂“失控”，害怕被学生“问倒”。然而，我观察到，越是理论功底深厚、授课经验丰富的教师，越敢于让同学自由发问，大概是因为任凭学生怎么问，都跳不出“如来佛手心”。换个思路看，学生的提问其实是在倒逼我们跳出舒适区。在思政课上，学生专业背景多元，他们跨学科的“外部视角”往往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意想不到的灵感。戴琼海院士讲《形势与政策》课时曾提到，多年前有个学生问他：“老师，大家都在谈颠覆式创新，但到底什么是颠覆式创新？”正是对这个看似基础的问题的深入思考，直接影响了他整个团队后续的研究方向。一个好问题，不仅能成就一堂好课，有时甚至能成就一个顶尖的科研团队。
第四，学会提问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必修课。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标准答案”贬值的时代。如果你想要一个结论，去问AI，它几秒钟就能给你一段完美的论述。但在这种环境下，单纯的知识记忆已经不再是核心竞争力，“提问力”反而成了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代差。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人工智能时代，AI可以给你答案，但它无法代替你产生好奇心。如果你不会提问，你就无法给AI下达有效的指令，也就彻底失去了驾驭“新质生产力”的主动权。这就好比在汽车时代，你空有一辆性能卓越的超跑，却因为没有“驾照”而只能坐在驾驶位上发呆。在思政课上，我们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去教那些学生动动手指就能搜到的知识点，不如去点燃他们的好奇心，启发他们学会如何提出高质量的问题。毕竟，在这个算法横行的时代，能定义问题的人，才是最终能定义未来的人。
什么是好问题？
在学术会议或课堂上，最高级的赞美往往不是“你说得很对”，而是“你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那么在思政课教学中，究竟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是好问题？我个人不成熟的思考，好问题绝不能是为了互动而硬凑的“没话找话”，而应当具备以下三个特质：
第一，问题必须“有用”。
关于《论语》里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大家熟知的解释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然而，学术界对这句话存在另一种解读：“应该知道的知识就去学，无关紧要的知识就不去碰，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在信息高度丰富的今天，课堂时间尤为宝贵，教师在提问时必须具备“品控意识”。我们应当精心筛选那些与学生切身相关、对他们未来学习和生活有启发的问题来展开讨论，而不是把所有的知识点都事无巨细地转化为问题。没有筛选的提问，不仅会给学生造成不必要的认知负担，导致注意力分散，也失去了启发思考的意义。对问题进行严格筛选，本身就是对学生精力和课堂价值的尊重。只有真正“有用”的问题，才能引发学生的共鸣和主动思考。
第二，问题应当“有趣”。
这里的“有趣”，是指问题一经抛出，就能迅速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这就像我们在浏览新闻时，总会被那些切中自身关切的文章所吸引。例如，在讲授我国的人口基本国情时，与其笼统地问“我国人口分布情况如何”，不如问：“大家刚经历过高考，谁知道自己所在省份今年有多少高考考生？”这对刚步入大学的学生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切身经历，当他们听到不同省份悬殊的数据对比时，自然会产生直观的触动。再如，在讲授“高质量发展”时，与其问“你知道我国一年的制造业增加值是多少吗”，不如换个问法：“你知道中国一年生产多少部手机吗？”当学生检索后发现，2024年中国生产了16.7亿台手机，庞大的数字自然会让他们惊叹（够全国人民每人每年换一部还有富余）。通过这种有趣的具象化提问，学生能更直观地理解“制造大国”的现实分量。
第三，问题需要“能引深”。
好的提问不应该“问完就结束”，它往往只是一个切入点，目的是引导学生向深处思考，让课堂有“余音绕梁”的效果。还是以上述两个问题为例：在了解了各省高考人数的差异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比不同地区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水平，从而顺理成章地让学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仅“大有大的优势”，同时也“大有大的难处”。同样，在了解到我国每年生产16.7亿部手机后，教师可以继续追问：“这么庞大的产能，该由谁来消费？”这就自然引申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的“供强需弱”现象。顺着这个逻辑，学生就能更深刻地思考为什么当前许多行业存在“内卷式竞争”，以及国家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走出去”战略。
如何在课堂上提问题？
在明确了什么是好问题之后，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思政课上科学地抛出这些问题。问题应当服务于教学的整体节奏，根据其在课堂上出现的时机与功能，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应用方式：
第一，作为知识的“引子”，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这类问题通常放置在课程或特定章节的开始，起到的作用类似于文章的“题记”，目的是在短时间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探究兴趣。这种问题要求具体、生动且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
例如，在讲授“双碳目标”时，我们可以问：“气温每上升一度，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什么影响？”这样就能迅速将全球气候治理的宏大叙事拉近到学生的身边。再如，在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与其直接抛出“剩余价值”的概念，不如问学生：“为什么我们手机里很多App都是免费使用的，但这些平台公司却能赚取高额的利润？”通过这种极具反差感且高度贴近日常生活的现象，能迅速在学生大脑中制造认知悬念，促使他们带着好奇心主动去探究现象背后的理论规律。
第二，以“问题链”贯穿课堂，确保逻辑顺畅严密。
思政课的理论体系本身就具有极强的逻辑性，提问也应遵循这一规律，通过层层递进的问题链，引导学生逐步深化认知。这种逻辑可以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递进式，可以是“现象—本质—价值”的穿透式，也可以是“历史—现实—未来”的延伸式。
例如，在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课上，教师可以这样设计问题链：“问题1：什么是贫困？标准怎么定？问题2：消灭贫困在理论上可行吗？问题3：为什么现实中贫困普遍存在？问题4：中国是如何完成脱贫攻坚的？问题5：如何确保脱贫后不返贫？”仔细剖析这个“问题链”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将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拆解成了五个阶梯式的疑问，遵循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展开，学生在跟随教师逐一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头脑中自主建构这堂课的逻辑框架。这种“剥笋式”的提问，不仅能让讲授脉络极其清晰，还能让学生摆脱被动听讲的疲惫感，始终保持思维的连贯性与活跃度。
第三，设置课后思考题，实现“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
课堂上的时间主要用于核心知识的讲授与学理逻辑的灌输，而课后问题的设置，则是将理论内化为学生个人价值的关键。在下课前留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能够让课堂的思考延伸到课外。
例如，在课堂上讲授了“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后，我们可以给学生留一道课后思考题：“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将会如何影响你所在专业的未来前景？你又将如何制定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这种课后问题的设置，可以把宏大的“国家蓝图”与微观的“个人命运”结合在了一起。思政课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让学生理解国家政策，更在于引导他们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通过这样一个连接宏观与微观的课后追问，理论走出了书本，变成了指导学生人生的方法论，这正是“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在教学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如何启发？关于“故事”的思考
“这里面，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思政课就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特别是要讲好新时代的故事。讲故事，不仅老师讲，而且要组织学生自己讲。”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3月18日）
为什么要讲故事？
常言道：“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都爱听故事。”这并非戏言，而是人类认知的本能。相比于深奥枯燥的理论阐述，故事天然具有简单、直接、生动的穿透力。回想我们求学期间上过的课，多年以后，教材上的知识点或许早已印象模糊了，但那些曾在课堂上令我们心头一震的画面或故事，却往往在记忆深处清晰可见。
在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我发现，当老师开始“讲故事”的时候，同学们的抬头率和注意力会显著提高。这一现象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方面原因：
第一，故事是理论的“锚点”。在思政课教学中，所谓的故事，本质上就是最鲜活的案例。有时候，一个生动案例的说理效果，远胜过一百句理论阐释。回望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私营经济是否姓‘资’”的争论曾一度陷入僵局。此时，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案例横空出世，以一种近乎直觉的逻辑，让全国人民瞬间明白：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允许雇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绝非资本主义复辟，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基层的生动探索。这就是故事的力量——它能将宏大的理论命题“转译”为群众看得到、听得懂的现实。在思政课教学中，我们也要善于捕捉这类具有“时代标识度”的案例，将其作为理论的“锚点”，让抽象的理论在故事中稳稳落地。
第二，故事是实践的“镜像”。所谓的故事，其实就是正在发生的实践。理论往往是抽象、凝练且带有灰度的，而实践则是具体、生动且五彩斑斓的。李强总理曾说过一句话：“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高手在民间。” 这句话道出了调研研究的重要性，也揭示了思政课的奥秘：最好的讲课素材往往不在故纸堆，而是在火热的中华大地上。
特别是在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时，我感触尤深。与其抽象地论述“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不如直接拆解“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案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靠着几个“五年计划”的接续奋斗，举全国之力打下工业基础；改革开放后，我们如何通过“以市场换技术”，在开放中学习，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步入新时代，我们如何通过三个“五年规划”的产业政策助力，在新能源领域实现“换道超车”。
通过这段纵贯七十余年的新中国汽车工业史，学生能清晰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长期发展规划如何一步步把愿景变为现实。这种由实践镜像折射出的理论光芒，比单纯的理论宣讲更具直击人心的力量。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代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如此之高——因为他们渴望在真实的“故事场景”中，去印证和发现答案。
讲什么样的故事？
既然讲故事如此重要，那是越“多”越好吗？事实并非如此。在信息爆炸、案例满天飞的今天，AI和教学参考书都能提供海量素材，但这反而对教师的“故事筛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案例的选择，往往决定了整堂课的成败。
在思政课教学中，真正称得上“好”的案例，通常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合适”的案例：避开专业课的“微观陷阱”。
案例教学法在管理学中应用极广。我曾深入研读过商学院和公管学院的案例课，发现其模式并不能完全适配思政课堂。专业课案例往往动辄万字，细节精确到每一次会议记录或具体的财务指标，要求学生投入大量课前时间预读，并在课上进行“手术刀式”的拆解。
但在思政课上，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微观陷阱”。一方面，定位不同：思政课的案例通常是“工具型”的，使用案例的目标是辅助说理、引出理论，而非将案例拆解本身作为终点。另一方面，视角不同。思政课更需要中观层面、具有普遍性的案例。我们的目标是“以小见大”，通过一个行业的兴衰、一个政策的演进，引导学生洞察背后的制度优势或历史逻辑，而非研究案例本身的操作细节。况且，用一整节课去磨一个微观案例，对于思政课的教学任务而言，确实太“奢侈”了。
第二，“最新”的案例：时效性即尊重。
社交媒体上曾有人调侃，一些“水课”教师拿着“年龄比学生还大”的PPT在讲课。细想来，不单是因为授课内容陈旧，不一定适应当前的现实，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过时的素材折射出教师对育人工作的倦怠。
思政课具有天然的时代性。对思政课教师而言，能用今年发生的事，就绝不用去年的。这不仅是为了追求时效性，更是传递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当老师在PPT中展示当下的热点甚至是今晨的新闻时，学生能清晰感受到老师对教书育人工作的投入与敬畏。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具说服力的“隐性教育”，体现了对学生宝贵时间的尊重。
第三，“身边”的案例：让学生“可感可知”。
越是身边可感的案例，越能引发学生的共鸣。我个人观察，与其转述主流媒体上的“通稿案例”，不如分享教师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身边事”。
例如，讲授“脱贫攻坚”时，如果只是机械地罗列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学生很难产生情感代入。但我发现，当我分享自己本科参与社会实践的经历时，课堂氛围会很不一样：讲到在山东菏泽看到的“扶贫车间”模式，是如何让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的基层智慧；讲到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剥洋葱”式的扶贫，解决“发钱养懒汉”的福利悖论；讲到在甘肃定西看到当地政府如何通过延长土豆产业链、与下游的大企业签订订单合同，帮助农户增收致富。
这些故事因为有了教师的亲历，变得有感而发、有血有肉。更重要的是，这会轻松触发学生的“实践记忆”，让他们不自觉地联想起自己社会实践中的所见所闻。当老师的“第一视角”与学生的“参与体验”交织在一起时，情感共鸣便水到渠成，理论也就不再悬浮于半空。
怎么讲好故事？
有了优质的案例素材，如何将其转化为课堂上的“点睛之笔”？讲故事不是为了凑时间，更不是为了活跃气氛而讲段子。在思政课课堂上，要讲出故事的厚度与张力，需要掌握好以下四个“分寸”：
第一，要讲出故事背后的道理。李稻葵老师曾讲过，好莱坞大片非常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每一部大片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往往是一句话总结出来的道理，尽管它在台词里不一定会直接点出来。比如施瓦辛格的很多电影就告诉我们，为了正义，你必须斗争，尽管短期内你要承受各种压力，但胜利最终还是会站在你这一边。这对思政课教师的启示是：光讲故事没有道理，那是“忽悠”；光讲道理没有故事，那是“硬灌”。在讲课时，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这个故事是为了承载哪个道理？故事只是“载体”，背后的道理和逻辑才是“灵魂”。决不能被故事情节本身“牵着鼻子跑”，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导致课堂呈现出一种“逻辑沙化”。
第二，事实要准确，经得起推敲。在信息高度透明、搜索触手可及的今天，面对具有强烈求知欲和批判性思维的大学生，案例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教师公信力的底线。思政课讲授的故事，绝不能是语焉不详的互联网传闻，更不能为了迁就结论而剪裁事实。当学生们发现教师讲授的内容在时间、数字或因果链条上出现偏差，哪怕只是微小的谬误，他们对整堂课的信任感也会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我们讲故事必须具备科研精神：事实确凿、数据权威、信源可靠。只有让同学先建立起对“叙事素材”的专业信任，才能最终建立起对“核心价值”的思想认同。
第三，点到为止，妙在“留白”。艺术创作讲究“留白”，教学亦然。高明的思政教育往往是“响鼓不用重锤敲”。讲故事切忌过于琐碎冗长，恨不得把每一个细节和结论都强行塞进学生的脑袋里。有时候，故事讲到高潮处戛然而止，或者在关键矛盾点上点到为止，给学生留出思考和消化的空间，往往能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当师生之间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大家因为领悟了背后的深意而会心一笑时，这种课堂氛围才是最有生命力的。相比于啰里啰唆的重复，这种启发式的互动更能保护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其自主探究的热情。
第四，故事嵌套故事，打出逻辑“王炸”。在信息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如果教师能将那些学生在网上看过的、零散的“知识碎片”，通过严密的逻辑串联起来，形成“故事嵌套”，往往能产生震撼的效果。这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系统性的重构。当故事一个接一个呈现，且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编织起整个课程的宏大逻辑时，学生听完会有种“原来如此”的豁然开朗感。这种在轻松愉快的“故事流”中完成深奥理论构建的过程，便是“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结合的理想境界了。
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神州大地焕发出蓬勃生机，其根本原因在于“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智慧同样可以用于指导如何讲好思政课。
在思政课教学中，单纯“满堂灌”式的讲授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养式”的启发教学，又会消解知识的深度与体系性。唯有将二者辩证统一，方能实现春风化雨的育人效果。本部分正是循着这一逻辑，在探讨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结合一线教学的真实案例，探寻破解思政课教学难题的实践密码。
如何统一？关于几对关系的思考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第十一》
正如孔子所言，“过”与“不及”皆失之偏颇。思政课的课堂亦是如此：一味依赖单向的知识“灌输”，容易导致课堂沉闷枯燥；而过度追求互动式的“启发”，又极易使课程的学理深度打折扣。要想在真实的课堂中真正落实“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就必须拿捏好教学设计的“度”，精准平衡好以下几对重要的关系。
“教”与“学”的关系
课堂上，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教”，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实现两者的统一是教学活动的核心目标。作为思政课教师，我们必须解决一个实操难题：如何在发挥教师“导航仪”（导向与主导）作用的同时，有效激活学生内部的“发动机”（主体性与求知欲）？简而言之，如何将标准化的教材内容与学生高度个性化的认知需求实现无缝对接？
这要求教师在以下三个方面下足功夫：
第一，吃透教材，这是创造性转化的底气。
入职之初，前辈老师给我的首条建议就是“吃透教材”。这并非老生常谈，而是所有教学创新的基石。思政课教材具有极强的政治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如果教师对基本概念、理论逻辑和章节背后的微言大义没有“如数家珍”的掌控感，那么在启发学生时就极易陷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窘境。只有教师自身的理论功底足够扎实，才能在面对学生各种突发性的追问或质疑时游刃有余，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第二，了解学生，精准定位“盲区”与“痛点”。
教学绝非在讲台上自说自话，其本质是一场思想对话。了解学生，不应停留在掌握名单和出勤率的表面，而要深入探究当代大学生的思维范式（他们如何思考问题）以及真实困惑（他们在关心什么事）。在备课时，我们不但要找准“盲区”（即学生想了解但教材叙述较为抽象简略的地方），更要切中“痛点”（即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矛盾和困惑）。只有将宏大理论精准对焦于学生的现实关切，“灌输”才能有的放矢，“启发”才能触及灵魂。
第三，做好“翻译”，完成教材语言向教学语言的转化。
思政课教师的核心角色，本质上是教材与学生之间的“翻译官”。教材语言往往高度凝练、标准化且政治性强，如果直接原封不动地“搬运”到课堂，学生的接受度必然大打折扣。思政课教师的任务是通过问题设置、案例讲解、逻辑拆解，将“文件语言”转化为“学术语言”，再将“学术语言”转化为接地气的“生活语言”。让原本高深、宏大的理论变得可触、可感、可信，从而帮助学生完成从“知其然”到“信其道”的跨越。
“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近年来，教学界对于“翻转课堂”“研讨式教学”等强调学生“输出”的模式讨论热烈。支持者认为这打破了单向灌输，激活了学生的主体性；反对者则担忧这类模式极易流于形式，导致“为了讨论而讨论”，最终弱化学理深度。
这场争论的核心，本质上是如何平衡课堂上“教师的信息输入”与“学生的成果输出”。这两者绝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唯有让高质量的输入成为有效输出的基础，让有导向的输出成为检验输入效果的试金石，才能实现良性互动。结合教学实践，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高质量的“输入”是有效“输出”的前提。
思政课的核心目标是价值塑造与理论认同，这决定了教师的“输入”（系统讲授）环节绝不能缺位，学生的成果输出始终是补充而非替代。如果跳过教师专业的理论梳理和价值引导，直接让学生登台讲授或自由讨论，看似热闹多元，实则容易让学生陷入低水平的“认知重复”——要么对复杂理论一知半解就妄下断语，要么被网络上的片面观点误导而偏离方向。缺乏专业输入的讨论，往往是低效的；放弃输入而盲目追求输出，本质上是教师教学责任的缺失。
第二，有效的“输出”需要教师精心设计、全程引导。
相较于单纯的课堂讲授，组织学生开展高质量课程的展示或研讨，教师的备课工作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要求更高。学生在台上“输出”时，教师绝不是台下的“观众”，而是整个活动的“导演”。以组织一节高质量的研讨课为例，教师需做好以下工作。研讨前：需结合教学目标设定明确的主题，设计研讨问题，提供必要的阅读材料，避免学生漫无目的地研讨。研讨中：要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敏锐捕捉，对合理部分予以升华，对认知偏差及时纠偏，对模糊地带加以厘清，始终牢牢把握课堂的学理深度与正确导向。研讨后：要进行专业点评，总结核心观点，梳理整个逻辑链条，让学生在研讨后真正实现知识的深化与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教师是否进行了细致、专业的设计和引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研讨的效果和收获度。
第三，警惕“形式主义”对教学初衷的消解。
在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我曾多次在大课上以投票方式征集学生们对小组展示、分组研讨等教学形式的意见，结果高度一致：大部分学生并不排斥交流分享，而是极度反感流于形式的“翻转课堂”。在一些缺乏设计的课堂上，小组展示异化成了“PPT美化大赛”，学生将大量精力耗费在排版而非内容思考上；分组研讨沦为“无效闲聊会”，缺乏明确的问题导向，最终不了了之；团队作业则变成了“少数人的独角戏”，部分学生“搭便车”，难以实现全员参与。这些形式主义的“翻转课堂”，不仅无益于深化理论认知，反而徒增学业负担，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唯有剔除表演性质的繁文缛节，让“输出”回归“锻炼分析能力、深化理论认知”的本质，思政课的教学效果才能在学思践悟中真正提升。
“留白”与“超载”的关系
如果把思政课教学比作宴客，教师常常会陷入一种“知识焦虑”：总想把毕生所学和教材里的每一句话都端上桌，生怕准备得太少让学生“吃不饱”。但现实往往是，信息密度过大的“满堂灌”，只会让学生的大脑“消化不良”，最终引发认知疲劳，导致课堂注意力不集中、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清华大学在推动书院制改革时，曾提出过一个核心理念——“宁留白，不超载”。将这一理念引入思政课教学，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所谓的“留白”，绝不是偷工减料，而是一种克制的教学艺术，是为了给学生的自主思考腾出必要的空间。
第一，教学过程的“留白”：隐去绝对定论，用事实引导思考。
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极强的独立思考意识，对于直接灌输的“标准答案”往往本能地抱有防御心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不妨把重点放在摆事实、讲道理上，在结论部分适度“留白”，而不是强行要求他们接受教师的观点。
正如本书之前总结的清华思政课教学经验——“上图上表上数据”。我们完全可以把鲜明的立场，自然地嵌套在客观的历史脉络、翔实的数据对比和严密的逻辑推演之中。例如，在比较不同社会制度的治理效能时，不必急于下“孰优孰劣”的定论，而是引入具体的案例对比：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如何实现“换道超车”的，或者看不同国家在面对山火等自然灾害时所展现出的危机应对效率。只要事实呈现得足够准确、逻辑推演得足够完整，结论自然会水到渠成地浮现在学生脑海中。这种学生主动思考得出的认同感，远比别人强塞给他的结论要深刻、牢固得多。
第二，教学内容的“留白”：打破面面俱到，以“专题式”举一反三。
思政课教材涵盖面极广，如果按部就班地平均用力，很容易把课讲成泛泛而谈的“流水账”。教学内容的“留白”，意味着教师必须敢于取舍，集中火力，采用“专题式”教学。我们应当优先讲透几个核心概念和重要专题，而对一些次要或延展性的内容大胆留白。大学生思维活跃、认知能力强，正所谓“授人以渔”，当我们带领他们在一两个硬核专题中深度下潜，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立场和方法后，他们就能触类旁通。面对后续章节哪怕只是点到为止的“泛讲”，他们也会自觉运用既有的逻辑范式去分析新问题。这种“以点带面”的留白，有时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教学效果。
第三，课后任务的“留白”：提供自由空间，用理论链接真实社会。
传统的课后作业往往是名词解释或简答题，这种缺乏“留白”的封闭式任务，在今天很容易把学生引向死记硬背或AI代写。所谓的课后任务“留白”，就是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探究权，引导他们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去“丈量”脚下的土地，关注真实的社会实践。
例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中，与其硬性要求他们背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不如布置一个开放式的任务：“请结合具体案例与数据，调研你家乡新时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并思考其与课堂讲授内容的内在联系。”这种留白，把知识考察换成了广阔的社会调研。当学生亲自去深挖家乡一个村庄的脱贫轨迹、一家本土企业的转型阵痛、或者一个地方产业的兴衰更替时，理论就走出了教材，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实践。这种在真实探索中产生的共鸣，才是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的时刻。
“人工”与“智能”的关系
在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的今天，思政课教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这种由技术驱动的底层逻辑变化，正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当下的每一堂课中。处理好“人工”与“智能”的关系，不仅是教学方法的调整，更是教育理念的重塑。
第一，直面技术浪潮，接受教学变革和挑战。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作为思政课教师，无论我们在情感上是否乐意，都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学生已经全面拥抱AI了。在课堂上，学生屏幕上打开的可能不再是电子教材或PPT，而是AI对话框；当他产生疑问时，可能不再举手提问，而是直接向AI寻求解答。我曾不止一次在课堂上遇到学生举手反馈：“老师，我刚用AI查了一下，它的回答好像和您讲的视角不太一样……”而在课后，我们布置的读书笔记、家乡发展调研PPT，也都完全有可能是在AI的深度参与下生成的。
甚至有学生在网上犀利地评论：“在AI时代，传统的上课方式反而阻碍了我更高效地学习。”在这种极具冲击力的背景下，思政课教师要思考的绝非“是否要让AI进课堂”，而是“在AI已经包围课堂的既定事实下，如何对教学进行适应性重构”。
第二，重塑评价标准，鼓励学生负责任地使用AI。
既然无法拒绝，我们就应当引导学生科学、负责任地使用AI。评价一份作业好坏的标准，早已不能局限于它是否由“纯人工”一字一句敲打出来。只要学生的成果体现了独立的思想、清晰的结构与合理的论证，即便过程中借助了AI进行资料搜集或语言润色，它依然可以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作品。这个道理在历史上反复重演：工业革命后，机械纺织机取代了手工织布，但我们评价布料好坏的标准依然是质量，而非是否“纯手工”；导航普及后，司机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博闻强记”地认路，而是安全驾驶与应急处理。同理，当大模型取代了传统的信息检索与文字搬运，教育的评价重心就必须从“体力与记忆力的投入”转向“逻辑思辨与创新能力”。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支持学生将AI视为强大的学术助理，但必须告诫他们：“风筝可以飞得很高，但风筝线必须自己攥在手里。”学生必须学会去粗取精、交叉验证，不能对AI“言听计从”，最终要对自己输出的内容负起全部责任。
第三，让教学回归育人本质，提供AI无法替代的价值。
在AI时代，标准化知识获取的门槛被无限降低，甚至变得“廉价”。当上课听讲不再是学生获取标准答案的唯一途径时，思政课教师必须深刻反思：我们身上究竟有哪些不能被AI替代的特质，能够让学生依然心甘情愿地坐在教室里听我们讲课？答案就是回归“人”的本身。
首先，我们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有思考的挣扎与探索的喜悦，这种真实的情感很容易与学生产生共鸣。AI可以瞬间给出完美的标准答案，但它没有试错的过程。正如王国维做学问的三重境界，AI给出的直接是最终的结果——“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教育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教师带领学生共同经历那段艰辛的探索——“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学生正在经历成长的阵痛，他们更需要看到前人是如何在迷茫中跋涉、在弯路中求索的。
其次，知识可以被下载，但人格只能被感染。大学阶段是学生三观成型、人格塑造的关键期。面对海量且真假难辨的信息，思政课教师的高度责任感、敬畏心以及课堂上的言传身教，是任何算法都无法模拟和替代的。我们要用自身的笃定，并引入身边优秀的同事、校友作为鲜活的榜样，去真诚地影响和塑造学生，努力引导他们成为无愧于时代的、大写的人。
结语
“世间上百年名校无非育人，天下第一等职业还是教书。”
我从2014年高考入学至今已经十二载，外面的世界沧桑剧变，而清华仍然是那个宁静、包容而纯粹的清华。漫步在百年清华的校园里，我常常感慨这个园子里曾经诞生并正在孕育着多少伟大的思想和理论。每每这时我都为自己占用了如此优越的资源条件，但没能贡献出足够有价值的思考而感到惭愧万分。
在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有幸获得了校园里众多师友的教诲的帮助。他们教会我为人为学的道理，是我一生受用的财富；他们的赤子情怀和工匠精神，时刻鼓舞着我，让我努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可以说，是清华赋予了我的人生底色。这种恩情无以为报，唯有在三尺讲台上将这份感激之心继续传递下去，传递给我们的学生、我的学弟学妹。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此背景下，记录这个时代、思考这个时代、回应“时代之问”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而能够在思政课的讲台上，和同学们分享观察和思考，无疑是学校对我的最大信任。我经常感慨，何其幸运，我可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了“六要”和“八个相统一”的要求。在清华大学的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只要认真落实这些要求，思政课是可以讲好的！在梳理历史案例时，我们也发现，那些成功的思政课改革，就是因为遵循了这些理念！本书正是聚焦于“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这一核心命题所作的教学研究，其中也融入了我个人一些不成熟的观察与思考。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总会想起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那句“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一方面，作为一名2023年才正式走上思政课讲台的“新兵”，每次与前辈们交流，我都能深切感受到，自己距离一名优秀的思政课教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我又非常希望将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不成熟思考“抛砖引玉”，分享给全国思政课战线的同仁们。书中疏漏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期待着我们共同努力，把思政课讲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思政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