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内容提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出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西方经济学发展遭遇的瓶颈和困境，亟须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的经济学者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立场，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着力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打破西方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偏见。

关键词：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

作者简介：郎昆，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深刻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思想界内部也爆发了深刻的信心危机，自由主义的重要学者纷纷反思理论研究陷入了盲目与教条，无法有效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在此背景下，亟须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本文聚焦经济学领域，在系统梳理当前西方经济学发展困境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建设路径。

一、 当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困境

西方经济学通常指流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的概念。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西方国家经济实践的主导理论，发展至今也遇到了诸多瓶颈与困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面临制度性系统性危机，表现为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长期乏力、债务水平居高不下、贫富分化持续恶化、资产泡沫越演越烈、经济政策进退失据。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纷纷开出了药方，但从结果来看，这些方案非但没有化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已有矛盾。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崛起的过程中的很多成功的经济实践也挑战着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此背景下，西方经济学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以至于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伊丽莎白二世曾向整个经济学界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经济危机）？具体而言，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发展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困境。

1. 研究问题重美国、轻世界

尽管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女皇”，具有同现代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相似的科学性，但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研究无论是研究问题还是研究群体，以美国为中心的倾向愈发明显。具体而言，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问题都是以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依托，具有鲜明的美国化特征，不能将其结论简单套用于指导现实国情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社会实践。劳埃德·雷诺兹在《经济学的三个世界》一书的开篇就明确指出，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西欧和美国培育出来的，尽管它渴望具有普遍性，它却带有这些地区所特有的制度和问题的印记。为解决经济学理论在不同类型国家的适用性问题，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后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分支叫“比较经济学”（Comparative Economics），主要进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较，但是近年来该分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已经被边缘化，且新的研究更多聚焦于不同资本主义经济体间的制度比较。笔者统计了近年来在《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的文章，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是关于种族（性别）平等、非法移民、健康保险等，这些问题具有鲜明的美国特征，是当前美国社会各界所普遍关心的；相应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讨论也无法脱离美国的现实国情。

除了研究问题外，当前西方经济学的学术研究群体也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为例，这是一个由近1700名主要在北美高校任职的经济学家组成的网络，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西方经济学的青年学者们都以成为NBER研究员为殊荣。根据领域不同，NBER成员被划分为20个研究项目，项目组内会定期组织会议，分享和讨论最新研究成果。由于NBER成员中几乎囊括了所有重要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因此经过了多轮的会议研讨和修改的研究往往能够最终发表在经济学的顶级期刊中。这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今天在经济学五大刊中，几乎找不到一篇文章是完全由非NBER成员独立完成的。黄世鑫对这一现象有犀利的点评：“（美国排名前几的大学）均彼此相互聘任其毕业生；而各大学经济学门之排名，主要又系根据各学系在‘主要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数量，而所谓的主要学术刊物系由这些大学所主导；不仅其编辑群几乎完全为这些大学的博士毕业生，而大多数的论文刊载者亦是。”

2. 研究方法重技术，轻思想

从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无论是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都体现了较强的思想性，而数理方法仅作为辅助阐述思想的工具被较少使用。直到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数理方法才开始在经济学研究中被大量运用。但当前西方经济学学者们有过分追求数学方法的倾向，导致了大量的研究充斥着数理模型和统计检验，而缺乏经济学思想和见解的创新。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宏观经济学家往往把披着数学外衣的完美主义理论当作真理和现实，导致其研究结论严重偏离实际。保罗·罗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当前经济学界“数学滥用”现象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潜规则，长此以往会对学术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陆蓉和邓鸣茂发现在我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同样存在“数学滥用”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理论模型假设不符合现实或根据结论修改假设、数学模型过度运用、实证研究与经济理论相脱节、实证过程不规范。

由于对数学方法的过度推崇，也导致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范式化。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高度细分，不同领域内都有一系列成熟的研究范式。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需要学习并接受主流的模型假设，并遵循一套程序化的技术方法。以当前在国内外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双重差分模型（DID）为例，学者只有完成了平行趋势检验、异质性检验、安慰剂检验、机制检验等数据处理步骤，其结论才被认为是严谨、稳健的。而大量统计软件和工具包的出现，使得研究者自身思想被数据和软件“绑架”，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解读统计软件的结果，而对于其结论是否符合现实、方法是否适用、假设是否合理等关键问题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这种重技术、轻思想的现象在教育教学中又进一步被强化，表现为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们热衷于学习一般均衡模型（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结构方程模型（SEM）等复杂的技术方法，而对于这些数理模型背后的一系列假设却鲜有质疑。正如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COGEE）报告中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可能会培养出太多的白痴学者，他们精通技术，但对现实经济问题一无所知。

3. 研究目标重理论，轻实践

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从诞生之初就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一系列重要经济理论的提出都基于历史上重大的经济实践。当前，这种实践导向的研究风格正在面临挑战，表现为西方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是出于理论对话的需要，而并非指导实践的需要。学者们在评价研究价值的高低时，往往重视其对既有理论的边际贡献，而忽视了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就导致在研究过程中，大部分学者热衷于阅读最新文章、学习最新方法、追逐“学术热点”，但很少关心研究结论是否符合现实经济活动、是否回应了实践重大问题。倘若依赖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来指导实践，其结论往往是有误导性的，甚至会阻碍学科的健康发展。正如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古斯塔夫·冯·施穆勒批评的那样：政治经济学的未来……，不属于对古老的抽象教条的进一步蒸馏，这些教条已经蒸馏过一百次了。

这种研究中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至少会造成以下三方面的严重后果。其一，扭曲学者的激励。在“发表或死亡”（publish or perish）的压力下，青年学者们努力做研究或发表文章，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工作和评职称，而并非解决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这就导致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实践脱节明显，大量的学术成果几乎不具备现实意义。其二，导致学生的不满。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们要学习大量的经济学理论，当发现这些教科书中的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时，往往会导致学生的困惑与不满，哈佛大学甚至因此而发生了罢课。其三，学术发表周期漫长。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本应回应现实经济问题，对时效性和实践性要求较高。然而，现实中绝大部分经济学研究从投稿到发表要经历为期数年的漫长过程，《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上的一篇文章于1997年投稿，2021年才正式发表，中间历时24年之久，侧面反映了这类研究几乎不具时效性。

二、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学者们通过不断学习、引进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和研究方法，在国内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经济学学科体系，相关学科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根据教育部《2022年教育统计数据》，当前我国经济学专业在校研究生13.8万人、本科生98.1万人、专科生265.8万人，占全部在校生人数的比例超过18%。第二，中国经济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迅速上升。据统计，2010年至2019年间中国内地经济学学者在SSCI期刊上共发表论文21453篇，其中国际A类及以上经济学期刊论文776篇、ESI高被引论文332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第三，中国内地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在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以2023年的排名为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已经稳居全球前100的行列。尽管我国经济学界取得了诸多成绩和突破，但是在教学与研究中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制约了经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尚未被提炼总结为原创性的经济学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也是全球减贫事业最大的推动者和国际公共产品重要的提供者。尽管中国式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但在经济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基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这导致中国政府的许多政策实践如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被认为是违背市场竞争规律，造成了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这不但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质疑，也给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造成诸多障碍。因此，亟须从经济学理论层面讲清中国经济发展的道理，占领国际话语体系制高点，解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哑嗓子”问题。

尽管近年来中国内地学者在经济学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增长很快，但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话题和研究群体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因而今天中国学者仍然很难在国际顶级期刊上独立发表文章。以2021年为例，中国大陆学者在经济学五大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总计8篇，占当年五大刊全部发表文章数量比例不足2%。据统计，从2015年至2019年间，中国内地学者在经济学五大期刊共发表33篇论文，其中与中国问题相关的论文仅10篇，且论文研究以同海外机构学者合作为主，没有一篇论文是完全由内地学者独立完成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这就导致国内学者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事实上被边缘化了，来自中国的原创性理论很难被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界所接受。在此背景下，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碍于发表压力会选择直接追随所谓的“学术热点”进行研究，而很少有人尝试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原创性的经济学理论，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问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中被边缘化的倾向。

2. 研究中数据导向和方法导向明显，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脱节

受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过分强调数学方法的影响，定量方法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研究中成为绝对主流，学者们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数据导向和方法导向明显。一方面，表现为应用成熟模型和数据库的同质化研究泛滥。对于国内常用的数据库，如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上市公司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等，每个数据库都有一套标准化的处理方法，学者们基于这些成熟的数据库形成了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章，但许多研究只是方法上的边际创新，在思想层面鲜有新的洞见。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内学术界对西方研究方法的亦步亦趋，不少学者习惯于将国际上的“前沿方法”套用于中国数据进行研究。例如，2016年斯科特·贝克等人使用文本分析方法构造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后，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将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运用于经济学研究，围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这种研究中“唯模型”“唯数据”的倾向，导致相当一部分学者在使用科学严谨的方法研究“伪问题”，而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因为缺乏成熟的模型和完备的数据而被搁置，经济学研究沦为“在路灯下找钥匙”。

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中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导致学术研究成为小圈子里学者们的自娱自乐，甚至异化为一场“论文发表锦标赛”。在这种机制下，评价学者学术能力和贡献的关键指标是其能否在高难度期刊上发表论文，同行评价时片面强调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级别，而很少关注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此外，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的脱节明显，导致大量的学术论文在发表后仅在一个小圈子内被关注讨论，政策和社会影响力有限；与此同时，大量的现实问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研究和讨论，在政策实践中难以获得有效建议和参考。

3. 比较强调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边缘化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尽管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宣称其追求抽象的中立、回避意识形态问题，但其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诸多假设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制度和阶级的烙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马克思主义非主流经济学范式被边缘化了。具体表现为在国内主要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学生一入学就要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各理论分支，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所占的课时量则非常之少，相关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和资源投入也严重不足。陈岱孙敏锐地指出了这一问题给我国意识形态和经济建设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也有实证研究表明，经过了长时间经济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学生，其人际信任水平相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有了显著的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陈岱孙的担忧。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遭遇的瓶颈和困境，国内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三、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对此，中国学者在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立场，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应当清醒认识到当前西方经济学发展正在面临内部和外部的诸多困境，中国经济学界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构建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过程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妥善解决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的深层次矛盾。另一方面，应当理性看待，尽管西方经济学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但其理论和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且在国内外已经形成庞大的学术共同体，短期内不会完全被其他学术流派所取代。因此，在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过程中，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经济学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造西方经济学研究，让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学者参与到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设中，才能让中国经济学最终走向世界。

1.在研究问题上，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谋求同国际学术界脱钩，也绝非关起门来另搞一套，而是要立足中国经济的典型实践，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就在这一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他的研究是以英国的实践为主要例证，但目的是探究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问题。例如他在《资本论》的开篇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借鉴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中国经济学者在进行理论创新时也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奇迹，许多成功的经济实践如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宏观调控、共同富裕等并不能被西方经济学已有理论所完全解释，而应当加以提炼总结成为新的经济学理论。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新的理论应该具有普遍性，要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2. 在研究方法上，要立足实践、发展理论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杜绝从理论到理论的教条主义，应当从经济实践出发，提炼总结新的经济学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梳理了大量的历史和现实案例，其理论的提出就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实践的充分了解。对此，《资本论》第一卷中有明确阐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在论述工人阶级生存现状时，马克思援引了时任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总监的记录，仔细计算了标准工人家庭每年的收支，并将工人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作比较，论述了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现实。借鉴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中国的经济学学者在进行理论创新时，不能仅从已有理论和统计数据出发，而要从社会实践出发，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要在系统梳理各国经济实践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提炼总结新的经济学思想。以国有企业研究为例，尽管国有企业在各国历史上都普遍存在，但由于不同国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国有企业的成立目标、行业布局、组织形式和改革方向也显著不同。倘若不深入了解各国的具体实践，仅从理论推导证明国有企业低效率，甚至盲目仿照某些国情并不相同的国家而进行私有化改革，反而误入歧途。

3. 在研究目标上，要回应问题、指导实践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直面现实问题，回应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的重大关切，并把指导社会实践作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和检验标准。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进入动荡变革期，亟须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指导中国实践。因此，在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过程中，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回应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的重大关切，检验理论有效性的方法并非看其方法是否精巧、逻辑是否自洽，而是看其能否准确预测未来，能否成功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

倘若上述三个方面都能够真正做到，中国经济学学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还是西方经济学学者，将会形成巨大的研究合力，通过从中国特殊的经济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最终逐步构建起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也只有如此，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从而打破西方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偏见。

原文详见：《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