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国内外的研究和舆论的热点，其中国有企业占比的进退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热闹话题（郎咸平，2004；Lardy，2014；胡锡进，2018）。国有企业到底是要持续做大还是要有序退出？要回应这个问题，就必须厘清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占比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本研究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首先，可以弥补当前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之间严重脱节的现实：当前国内外的研究“一边倒”地认为“国有企业带来资源错配和效率扭曲”“要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而在经济实践中，放眼世界经济史，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均普遍存在。这种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的脱节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经济实践缺乏理论支持容易“名不正言不顺” ；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在指导实践时容易“乱弹琵琶” 。因此，从经济学层面讲清楚国有企业占比随经济发展的变化的原因具有重大价值。其次，明确经济发展与国有企业占比的内在联系，对于为中国近210万亿国有资产未来的改革明确方向，也能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合理平衡国企和私企关系提供有意义的指导。
尽管在理论与实现中都很重要，但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占比究竟有何影响，答案却并非一目了然。由于多种作用机制存，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理论和实践上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差异迥然。二战前后，主要国家先后经历了国有化浪潮，思想界也主要认同“扩张论”，从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派，20世纪初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到后来的凯恩斯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福利经济学发展，主流研究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不断扩张。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英美等发达国家先后进行了私有化改革，思想界又转向了“收缩论”为主，这一时期委托代理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公共产品定价等理论得到发展，研究者们开始从企业微观运行机制来解释国有经济的低效率，特别是到了80年代末，以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广为传播，主流研究认为国有企业造成了效率损失，主张私有化和减少国有经济比重。到了21世纪前后，随着学术界对东亚模式的总结和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阶段论”又成为了主流观点，即认为国有企业是为了解决发展阶段中的特定问题，不同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如快速完成工业化、实现经济赶超、降低交易成本、解决社会问题等。我们在第二节也将讨论，“阶段论”只是一个竞争性理论，并非是对之前的扩张论和收缩论的调和，因此截至目前，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尚未获得一致结论。且由于缺乏跨国国有企业占比的历史数据，国内外鲜有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历史的研究方法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占比，这一问题绝非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长期问题，只有用历史的眼光和方法，挖掘历史的数据和案例，才能克服单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导，才能克服只关注一个时期、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国有企业表现所导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次，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案例的梳理，能帮助我们准确识别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占比的不同影响机制，从而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调和性的理论解释。对历史数据的整理，也使本文超越了传统的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给出了跨国的实证证据。
本文从历史视角出发，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占比的影响机制。基于一个理论模型和相关研究，我们提出3个假说，并利用1960-2018年的跨国数据，使用半参数回归模型对其进行检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占比影响并非是“扩长”或“收缩”的简单线性关系，而是这两种力量同时存在，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此消彼长，最终表现为在成长期，随着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占比逐渐上升；在成熟期，随着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占比逐渐下降；在稳定期，国有企业占比趋于稳态。
上述发现促使我们更全面地思考国有经济规模变化的内在规模，为科学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等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是：第二节是文献评述；第三节是理论分析，包括模型和假说；第四节介绍实证方法、数据来源和变量栓塞制，及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第五节报告并分析实证结果；第六节总结全文。
全文详见：《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国有经济占比》，工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