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昆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大大加速了国际社会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程，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疫情使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弊端被充分暴露，世界迫切需要中国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在这场波及全球的重大危机中，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的脆弱性、依附性、非强制性等问题被充分暴露：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在疫情中的失败应对，现行国际治理规则和工具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大国退群小国告急，阴谋论大行其道……种种迹象都表明，二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正在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多方挑战，特别是新冠疫情这一外部冲击下，原有的弊端被充分暴露和放大，原本可能经历十年到二十年的长期缓慢变化过程可能被压缩到两三年集中出现。在这种趋势下，尽管中国尚未做好完全的准备，但客观上已经必须承担起为世界提供解决方案和公共产品的历史使命。
第二，疫情使国际经贸合作持续下降，逆全球化和地方保护主义空前加强。近年来国际经济日益呈现出逆全球化趋势，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显著放缓，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美国退群，英国脱欧，贸易摩擦频发，WTO争端解决机制几乎瘫痪，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骤增。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更使这种逆全球化趋势空前加强。疫情导致了全球经济合作的“大停摆”，企业家为规避未来再出现产业链断供的风险，疫情结束后势必会有一波“回迁潮”。同时，若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则国际文化、投资、旅游的交流频率也会显著下降。更重要地，一些国家会以疫情源头追责为由，将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转向国外，并将其政治化，进一步降低了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合作的可能性。总的来说，新冠疫情加剧了已有的逆全球化和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给未来的国际合作带来了更多困难。
第三，疫情使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骤增。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国际治理体系千疮百孔，不少国家国内治理捉襟见肘，整个国际社会处于“干柴烈火”的状态，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燃起大范围、不可控的“熊熊大火”，表面的平静中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疫情对民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很容易造成对政府不满情绪的积累；另一方面，不少政客也倾向于在国际社会上发起疫情追责，引导国内舆论以转移内部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国内的种族矛盾，还是国际上的朝鲜半岛、中印边界、台湾海峡等问题，任何一个小的扰动均可能被无限放大，甚至引发全球性的危机与冲突爆发。在这样高度敏感的时期，各国政府无论面对国内还是国际问题，都应稳字当头，慎重处理。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尽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的走势，但却大大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程。在当前国际社会秩序礼崩乐坏，逆全球化持续抬头，不确定性骤增的大环境下，中国应着眼长远、保持定力、苦练内功，妥善处理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挑战。同时也要“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要以应对疫情危机为契机，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升级，推动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培育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新动能。在全球治理方面，应选择一些重点领域加快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和中国方案的提出，同时也不宜全面接手、操之过急，要认识到当前治理能力的差距和治理所伴随的成本风险，有计划地稳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作者：郎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